本月初，超强台风“飞燕”席卷日本关西地区，导致大阪关西机场被迫关闭，大量进出港人员滞留，其中一部分是台湾居民。这时，网上传出我驻当地领馆接回滞留同胞时的插曲，“旅客中也有一些台湾同胞，询问能不能一起上车，得到的答案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能上车。”后经证实，这一说法有不实之处，有关方面也作了解释。但台湾岛内有人指责当局驻大阪办事处应对不力，遭大陆“矮化”，矛头直指61岁的处长苏启诚。

事情还没有完。有自称是滞留大阪的台湾居民在网上发帖称，凌晨12点打电话给代表处询问能否帮忙安排住处，但对方说，“请问我能帮你什么？你要住哪里是你们的选择，我要怎么帮你找住宿？”事件在岛内引发热议，当局外事部门认为，“站在第一线的同仁确应更有同理心”，已经要求相关代表处“严肃检讨”。

但直到今天，外界也没能找到那个打电话求助的人，这个帖子也已经消失在网络之中。谁打这通电话，这个帖子到底是真是假，成了一出“罗生门”。

或许，压垮苏启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是顶头上司、当局驻日本代表谢长廷的指责。对于岛内对当局驻日机构不作为的批评，谢长廷解释，他（东京）离大阪572公里，办事处处长是常任文官，归外事部门管，不归他管。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在“背黑锅”，并强调“问题最大的，还是在大阪办事处处长身上，若有处理不当就该道歉。”也就是说，千错万错，都错在苏启诚一人身上。

最终道歉没有等来，等到的是苏启诚的死讯，以及谁该为他死负责的争论。

然而，就在事件持续发酵之时，岛内发现了9月5日苏启诚的行程。原来当天民进党籍屏东县长潘孟安来大阪推广观光，苏启诚出席并致辞。而苏启诚自杀后，这则信息被迅速撤下当局网站。岛内媒体不免揣测，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给外界留下苏启诚救援不力，是因为参加民进党官员接待的印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视剧）

其实，苏启诚之死，反映的是台湾当局驻外人员，或者说所谓“外交官”所处的尴尬境地。很多事情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但他们不得不承担事件的后果。

有台湾驻外人员感叹，世界上哪有干得这么辛苦的“外交官”，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一觉醒来“邦交国”就飞了。自蔡英文(专题)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两年多时间内先后有5个“邦交国”与其“断交”，“邦交国”数量降至历史最低。近日，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部长卡米莱利在北京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台湾岛内担心，欧洲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邦交国”梵蒂冈，可能也会同台湾当局“断交”。

在这种情况下，在“邦交国”当“大使”自然压力山大。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今年7月，台湾当局在非洲唯一“邦交国”斯威士兰“大使”陈经铨因压力过大而突发中风，倒在办公室内，现在还躺在医院中，当局外事部门不得不紧急派人赴斯去接替他的工作。

而驻前“邦交国”多米尼加的“大使”汤继仁透露，他从2016年“到任”以来，就没有被该国高层接见，导致压力太大而爆瘦7公斤，有时候还会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维哭诉。前“大使”冯寄台也说过，在多米尼加维持“邦谊”很是辛苦，到任两年时间他的体重从93公斤减至74公斤。不过，如今多米尼加已经与台湾当局“断交”，这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也算干到头了。

那么，是不是在非“邦交国”担任当局代表，就高枕无忧了呢？恐怕也未必。去年，5个当局非“邦交国”——尼日利亚、巴林、厄瓜多尔、阿联酋和约旦，分别要求当局设在其境内的办事处改名，将“中国民国”或“台湾”等字眼去掉。改名后的驻尼日利亚台北贸易办事处，更是被要求从首都阿布贾搬到经济中心拉各斯。当局外事部门除了大声抗议之外，也没有其它应对之策。

其实，台湾当局这些驻外人员，干的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台湾“外交官”的身份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即便以“贸易办事处”名义在非“邦交国”活动，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非常多双眼睛盯着。

过去，由于马英九当局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在国际事务上形成了默契。如今，蔡英文当局坚持不明确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这也就苦了在外的那些“外交官”们。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一朝天子一朝臣”

除了两岸关系与国际大环境之外，岛内政务官与事务官之争，也在苏启诚之死中被放大。用当局驻日代表谢长廷的话说，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是常任文官，归外事部门管，不归他管。

简单说，事务官就是文官，通过公务员考录进入当局工作，不随政党更替而变动。政务官就是政治任命官员，由执政当局任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谢长廷的驻日代表是政务官，由蔡英文任命，而苏启诚的大阪办事处处长是事务官，由当局外事部门安排。

同样的，在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是政务官，三位副负责人中有两位是政务官——政务次长谢武樵与徐斯俭。一位是事务官——常务次长刘德立，他曾经担任过当局驻巴拿马“大使”。

总体而言，从草根走上来的民进党，对整个台湾官僚体系是不信任的，认为文官队伍不能跟上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希望在各个领域都加大政务官员数量，以此改变官僚体系的现状。

这在外事部门同样如此。2017年底，民进党主导的立法机构通过《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不仅将“特任（政治任命） ‘大使’及特任常任代表不受员额限制”明文纳入法条，更将非职业“外交官”的文官能担任驻外人员的上限，由10%放宽至15%，进一步压缩了职业官员的升迁机会。

如果出于公心，如果做这样也就罢了，然而，岛内发现，民进党当局通过政务官任命的途径，撤换一批职业“外交官”，把驻外岗位当作是酬庸的肥缺。除了谢长廷出任驻日代表外，一批民进党政客以及绿营“二代”出任驻外代表。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被安排在欧美发达国家任职，这里生活条件好，领着高薪水，更重要的是，这里早已是非“邦交国”了，自然不必天天担心“断交”。即便这次在日本出了事，也可以把“锅”让职业“外交官”来背，后者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替这些政客善后的救火队员，以及承受舆论指责的代罪羔羊。

难怪有退休官员感慨，“现在不要叫年轻人去考试了。考得再好，还不如去当民进党助理，跟对了人，几年后就可当‘ 大使’。”由此可见，在蔡英文民进党当局手下当“外交官”，也算是一个高风险工作了。